百姓住房问题，说起来是一个民生问题，看似和“五四运动”没有什么大联系，不应扯上“五四运动”这个“大帽子”，但诸多解决不了或者解决不好的民生问题，溯及根源，无不和“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民主”和“科学”有关系。

　　几年前政府就站出来喊要抑制房价，喊了几年，房价暴涨了几年，现在在房价已比当时高很多的情况下，更容易抑制的情况下，却居然连抑制房价都不敢喊了，连抑制房价的决心和口号都不敢有了，前几日居然改口称要控制涨幅在5%内。
　　即使能控制在5%又有什么用？在如此高的基数上，控制房价涨幅不超过5%有啥用？根本解决不了百姓的住房问题，还是让很多人要经历成为房奴这一人生过程。

　　解决百姓住房问题，长期是住房制度问题，短期却是经济政策问题。
　　在一个忌讳谈“民主”的社会，笔者也不想去谈民主，不想引起政府大佬们的敏感，但现在发现不谈民主，问题已说不清楚。

　　我们的宣传，民主一直被抹黑，更让人感觉和民生没有关系。但实际，这只是不想民主的人宣传角度，实际民主和民生非常有关联，如果日常的民生问题让我们看不到和民主的内在联系，现在的房价却使我们可以清楚一点的看到这个问题。

　　不久前，我国大佬级人物俞可平先生写了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以“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名义，又把民主说道了一番。非常体谅俞可平写这篇文章的难度，既要把事情说圆了，又不想累名，又不想激化，真难为了俞先生。
　　俞先生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说道：“民主会影响到决策的效率”。现在又如何呢？我们决策的效率可没人制约，有宽松的决策环境，没人能制约你，可你愣就是解决不了一个简单的房屋问题，而且严重到如此地步。

　　其实决策的效率是一个小效率，非常次要的效率，比起决策的效率，决策的科学更重要。
　　社会的前进，依赖于创新，没有竞争的社会管理者，解决民生问题的创新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本身就没有太大的创新推动力。
　　在民主社会，每一个站出来服务社会的人们，都会想尽办法提升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和科学性，没有谁敢拿不科学的东西出来忽悠百姓，没有谁敢在这方面不卖力气，因此也几乎没有想不出来的好办法。

　　而我们现在，从提供决策的专家，到决策者，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曾荫权先生不久前竞选香港特首的时候说过，不搞精英决策(注解：不想当然的认为政府的人们是精英，自己的决策就非常好了)，就已经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了，而我们却连这还都看不到，根本没有言路保障政府决策吸收全方位的精华，只是几个自以为是精英，自以为是专家的人，关上门，开个小会，就觉得是最好的决定了，然后发挥传媒，来宣传，来树立精英决策的权威，哪怕它错到了极点。

　　去年笔者就撰文说当时调控房价的政策存在倒置问题，但因为当时事件的结果还不容易被人们看的很清楚，所以只是点了出来。现在一年过去了，问题已经暴露的很清楚了，验证的很清楚了。
　　但我们看到，政府还没有任何想改变的势头，只是找很多专家来圆说，找很多部门来担责，始终不想对错误的政策做出改变，哪怕只小小担责，甚至不用担责。其实我们国家的人民是可爱的，百姓的要求很低，没有想怎么，没有想谁担责，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好了，但这都得不到尊重和满足。
　　我们现在天天看到的却是，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弄了很多御用“专家”，利用掌控媒体优势，忽悠出很多没有深思熟虑，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原因糊弄百姓和社会。当你把这个伪问题揭穿后，他又弄出新的伪问题来忽悠，不耐其反。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建立在这些伪问题基础上的决策，即使其中一个问题证明是“伪的”，都要重新检讨整体的科学性，现在已揭穿一大片，却从来没有检讨的意思。
　　支持目前汇率政策的各种伪说：“影响出口说”“建世界大工厂说”“重蹈日元升值覆辙说”“升值之后怎么办说”等等，就是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弄出了一个可笑的汇率政策，导致了诸多经济问题和数万亿的巨额损失(见笔者去年《国际金融市场最大猎物输出国》文)，笔者此前已多次发文揭批，这些讲出来和还没讲出来的问题，没有什么能支持现在错误的汇率政策。

　　民主，本身也是一种科学，是一种保障决策科学的科学，没有民主，可以从形式上做到决策的科学，可以去抄袭和解决已有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重要问题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却没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