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于把那些成功的世界级企业当成学习的榜样。实际上，很多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却在为自己利润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而苦恼

国民的愤怒
    三星集团的崛起壮大不仅在韩国是个奇迹，也让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为之侧目。到2007年底，三星集团在近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300多个法人及办事处，员工总数19.5万人，业务涉及电子、金融、机械、化工等众多领域。它现拥有60家子公司，其中15家为上市公司，全部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三星旗下公司去年总收入约1500亿美元，相当于韩国GDP总量的1/6。旗舰公司三星电子的年出口额接近韩国出口总额的1/5，在平板电视、闪存等9个领域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三星电子现在在全世界电机、电子业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前三甲”的行列，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德国的西门子和美国的惠普。它的最新目标是在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子厂商。
     三星集团的崛起和壮大，和李健熙的成功经营分不开。因为李健熙享有的名望和影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他在1996年因为行贿被判刑2年缓期执行，而到1997年却得到豁免。路透社则这样形容李健熙在韩国的独特地位：“公众场合罕见他的身影，他说话轻声细语，但只要李健熙咳嗽，韩国就会感冒。”美国《新闻周刊》则直接用“幕后帝王”来形容他的权威。
    作为韩国的经济发展的地动力引擎，三星电子承诺今年将新增17000个就业机会，并投资579亿美元发展国家经济。尽管三星做出了这么的贡献，但韩国社会、公众对李健熙这样的富豪的印象并不好。据一次问卷调查，“你对富豪是否尊敬”，竟有40%的被访者作了否定回答，肯定的只有33%。2005年，高丽大学授予李健熙荣誉博士学位的活动，因遭到该校学生的强烈抵制而差点流产。
    目前，“反三星”在韩国正成为一种潮流。潮流的起因集中在李健熙的丑闻上，他们担心李健熙会被得到豁免这将触犯民众利益。同时，对李健熙为儿子争取继承权的问题感到不满。《朝鲜日报》主编姜天锡认为，反三星的思潮背后是社会底层隐藏着一种不安，即三星以及和三星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企业可能想跨越企业的界限，干涉、掌握并支配政治、社会、文化、艺术、媒体等领域。有不少国民担心，等到支撑大韩民国的各种组成要素之间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三星狂风面前无可奈何地崩溃时，这种危机可能会演变成韩国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总体危机。
    三星也早就开始努力试图把民众的这些不满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三星方面经过内部分析表示：“随着我国社会转变为平等和多元化的结构，企业的作用进一步增大，而且从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三星与其他集团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引发了这种现象。” 不少三星人士在公开场合认为，问题是其他企业跟不上三星发展速度产生的问题，但舆论却好象是三星出了问题一样。三星不仅对国家经济做了贡献，还通过各种社会活动促进了社会发展。影响力变大了就好象是公司有什么问题，真让人难受。不过，三星在2006年还是拿出了8000亿韩元有史以来的最高捐献额，希望能平息此前的反三星舆论祸端——“不纳税的经营权继承”。不过，检察机关却并没有就此松手，在民众中的收效也甚微。
近期，特别检查组对三星调查细节的披露也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即使进行传唤，三星方面也不予理睬，并千方百计阻碍调查。” 面对公众的批评、政府的限制，三星等财阀以及韩国右翼媒体则认为，这种反三星论调是韩国社会出现的“反企业”、“反市场”情绪。
    三星集团与韩国国民的冲突只是跨国公司与民众间冲突的一个缩影。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全球化的浪潮下，为了更为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各种风险，各个跨国公司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宣扬一种全球治理的观念。
    全球治理竭力突出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它强调管理机制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要靠合作网络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治理是一种“网络治理”，而跨国公司在这里应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虽然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合法性的不足、协调的不足、服从的不足等等问题，但他们在权力的追求上依然孜孜不倦。类似于三星这样的公司的商业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但是受到这种影响的公众却无法通过政治活动对这样的决策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施加影响。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看来，这是一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nesponsibility)行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而在国民看来：尽管个人的风险意识在不断提高，对许多风险的了解也在加深，但是在某些后果严重风险面前常常反应过度，作出非理性的反应，尽管这些风险只是可能要发生的。此外，个人在风险判断上越来越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专家系统本身也在风险的认知和解决上存在着内部争议，权威性受到了质疑，因此个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更加个人化。在韩国正在发生的一种现象就是，一向对民族品牌怀有深刻感情的国民正在做一些为了给民族品牌下马威而缺乏理性的行为。一家跨国投机资本Sovereign为了吞掉全球能源品牌SK展开攻势时，一些市民团体还鼓励和称赞Sovereign说：“海外公司正在替政府完成解体财阀。”
    面对这种看起来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贝克站在政治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用分化的政治来取代中心的政治。其核心思想是，民主政治不应该仅限于政府的代议制体制，政治应该是没有中心的，在任何垄断者可以进行自我控制的地方都应该提供进行批判和民主控制的渠道。原本在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之间划定的僵硬的界限必须要打破，传统认为科学活动、工商业活动都是高度自主独立的领域，不受公众影响的观念现在必须改变。按照贝克的说法，三星在韩国向政治等各领域的渗透并不应该成为国民质疑的焦点。而作为一家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公众公司，三星也必须服从韩国国民的意愿，接受国民的民主控制、批判和监督。这就对韩国国民观念和三星的内部治理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不过，随着韩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三星在韩国股市中权重正在不断下降，而三星国际化布局还在不断加速，它与韩国本土企业和国民的联系也正相对减少，这也都客观上有利于缓和三星和国民间的矛盾。

创新的瓶颈
    三星电子的高管众口一辞地认为，2008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比预期要好，而且这次业绩好得不能再好了。三星电子专务李仁用说，今年的净利润或将再创历史新高。三星电子业绩好转令其股价迅速攀升，年初51万韩元的股价在4月1日已高达63.6万韩元。
    同时，三星和韩国正陷入一种受宠若惊的氛围中。日本最大的家电企业松下电器于1月10日决定舍弃企业成立后使用了90年的公司名称“松下”，将公司名称与品牌名称统一为原本用于出口的品牌“Panasonic”。日本媒体称，这一日本的“国民品牌”更换公司名称的原因之一是“品牌效应不如三星”。这被认为是继打败日本消费电子巨头索尼之后，三星对日作战取得的又一辉煌成果。
    尽管捷报频传，包括三星高管们仍不免忧心忡忡。三星内部人士告诉笔者，业绩提升主要得益于汇率变动，这与“根本性的好转”还相去甚远，只不过是数字游戏罢了。有人甚至认为，因为在接受特检调查期间三星未能进行新投资，业绩才实现了“表面上的增长”。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三星面临的困境还有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市场的经济滑坡等大的经济环境。三星战略企划室的一名人士忧虑地表示，虽然眼下看起来很好，但目前的经营空白所造成的影响将在1~2年后逐渐显现出来。
     以消费电子为主业的三星，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疲态已经显现。在2000年至2004年，三星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在2004年达到最高峰后，接下来的2005年和2006年，数字不再耀眼。2007年，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三星电子在当年第二季度只获得了9100亿韩元的营业利润，远低于往年的水平。但李健熙却并没有进军新领域的计划。2007年7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应该先把现有的事业做好啊，不然一味地扩大事业版图怎么行呢？”接着他还补充说：“不那样做。现在已经被称作三星共和国了……”
    高丽大学经营系教授张世进认为，三星电子正慢慢丧失创造力。三星的成功正是来自于它的标杆管理（Benchmarking）方法。标杆管理又称基准化管理、参照管理，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管理方法，它是企业为对付最强硬的竞争对手而进行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1993年，李健熙提出了新经营活动后，正式启动了标杆管理的战略。
    三星在消费电子领域模仿的对象是索尼和松下，重工业模仿的对象是三菱，库存管理学习的是西屋电器、苹果计算机、联邦速递，顾客服务模仿的是施乐，生产作业管理学习的是惠普和飞利浦，新产品研发学习的是摩托罗拉、索尼、3M，采购与调配学习的是本田、施乐、NCR，质量管理学习的是西屋和施乐，销售管理学习的是IBM和P&G……三星的学习领域涉及了流程管理、业务管理和战略管理的各个方面。三星通过全方位学习，针对每个跨国公司，学习它们最擅长的一部分，确保使自身成为“全能冠军”。 目前，三星已经成长为多个领域的领跑者，很多它原来模仿的对象转而向它学习，在它看来也已经很难再找到模仿对象了。事实上，在标杆管理中，在现有优势方面保持好的绩效与建立竞争优势还有不同。企业竞争优势的实质在于，比那些模仿你竞争优势的竞争对手们能更快的创造出明天的竞争优势。因此，只有在实施旨在改进目前绩效的标杆战略的同时，注意培养自己获取、整合和创新知识能力的企业才有可能培育出真正的竞争优势。这意味着，获得巨大成功的三星还要在外部细分领域发掘新的标杆对象，从而推动自己不断学习创新。事实上，企业在进行标杆管理时，往往是对标杆的模仿和学习，从而忽略了原生性和自发性创新。直到目前，三星虽然拥有3000名博士以上的研发力量，但却没有出现一款类似于苹果的iPod 或者索尼的PS游戏机之类的革命性产品。张世进认为，业绩不佳、害怕问责的三星经营者和工程师们如果不能跨越缺乏创造力的门槛，三星必然会面临危机。而目前三星目前所要做的不但是在标杆管理上继续寻找新的标杆，还要跳出标杆管理的模式，探索革命性的创新能力的实现路径。
    此外，三星电子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世界各大巨头的隐忧。三星电子一贯坚持的各种产品都由自己工厂生产，与各巨头配合较少的策略，这在OEM盛行、合作共赢的时代与各巨头们理念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三星规模化大生产的成本优势也让巨头们感到了威胁。各家跨国企业从2004年起，也组织了“反三星电子”同盟，对三星展开了集中牵制。参加牵制的企业有诺基亚、英特尔、东芝、TCL、友达光电等多家世界一流企业，牵制的主要目标正是三星电子的三大支柱产业——手机、闪存、LCD。
　　2月26日，索尼公司正式宣布与夏普联手成立第十代液晶面板公司，这令三星电子如临大敌，整个三星集团都陷入了一片恐慌中，因为这意味着三星将独立支付数十亿美元去独立建设面板生产线。不过随着索尼在4月追加和三星合资的面板工厂的投入，这终于让三星松了一口气。但事件过后，在产业链上如何和其他巨头们合作共赢，以避开各大巨头的追剿，正考验着三星电子和三星集团的观念和勇气。

无头之鸟
    三星电子学习索尼建立了与其有着惊人相似的经营体系。在产品结构上，它们在世界上都具有一流的水平。不过，索尼最近却陷入了经营的“泥沼”，甚至需要“请教”三星电子。张世进解释道：这是因为从创业者转向专门经营者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混乱。继索尼总裁盛田昭夫、大贺典雄之后，出井伸之等接班人厉行过于频繁的组织结构调整，将索尼经营体系转换为松弛的网络体系，使得经营效率大大降低。从而导致中央调整功能逐渐弱化，出现每个事业部各个跃进的局面，不仅创意性产品的开发出现低迷，还丧失了投资的绝佳时机。与此相反，三星电子方面则由强势的李健熙适当控制各个事业部，迅速作出投资决策，从而取得了赶超世界龙头企业日本企业的成果。芯片、LCD、手机等领域就是其典型例子。“并非是网络经营体系不好，才导致索尼效益不景气，而是三星的‘组织流程’及‘领导力’远远胜过索尼，才能够赶超索尼。”
    不过，在张世进看来，三星式经营也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的倦怠感”。三星拥有美国或日本的跨国企业所没有的权力组织“秘书室”（自2007起名称变更为战略企划室）。它负责调整三星电子的各事业部乃至所有三星子公司的经营事宜。他说“随着秘书室的作用越来越大，三星成员认为自己受到了秘书室的监视和辖制。由此组织的倦怠感提高了，甚至出现了‘恐惧经营’ (fear-based management)的企业文化。”以李健熙一人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式”经营也是问题之一。强力的领袖经营和以总裁秘书室为中心的经营在选择和集中战略、快速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其跃进了世界巨头行列。但这种经营方式能否适应未来的经营环境则令人怀疑。他认为，如果说索尼是因为总部的调整能力过于疲软而招致了危机，那么三星的问题却在于总部的权力过大。
    事实上，三星的这种集权策略并不是有意为之，这也是由其韩国财阀的性质决定的。作为财阀，李健熙利用了在子公司之间交叉控股来实现投票权的集中，同时，利用家庭或亲属来搭建附属公司管理人员的私人纽带网络。基于集中的投票权和贯穿附属公司的私人纽带，三星确立了集团控制机制，而控制所有附属公司的机构就是作为协调处（Coordinating Office）的三星集团战略企划室。它负责人员、财务和信息的主要调派，筹划新的商业投资，提出集团战略，平衡协调附属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处理公共关系、广告和法律事务。这些活动立足于集团利益，严格接受会长的密切审核。战略企划室事实上扮演了整个三星集团重大决策、资源分配的核心角色。然而，它只听命于李健熙一人，而不是向全体三星股东负责。它的整个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可谓是典型的黑箱操作。正是这一决策体制导致三星能够长期建立与隐瞒庞大的秘密基金，而这一基金的主要目的是为李健熙家族服务。
    面对民众对这一机构的指责，宣布辞职的李健熙表示，将解散公司内部这一位高权重的部门。但是它的裁撤将对三星未来走向产生巨大不确定性。选择和集中战略、快速经营等三星的立身之本可能将因此丧失，失去了“大脑”的三星集团将成为“无头之鸟”。随着三星集团结构走向松散，一直起到集团智囊团作用的三星经济研究所的作用可能将得到提升。不过经济研究所目前在整个公司中只起建议作用，当然这也不排除以后它会被授予更多的权限。
    从7月开始，三星的总经理团会议将升格为总经理理团协议会，肩负起讨论集团所有悬案及调整分公司之间业务的重任。三星方面称：“目前正在讨论如何制定总经理团协议会的功能和作用以及会议的进行方式等问题。再怎么说都是协议组织，因此预计很难起到调整分公司之间的利害关系的作用。”韩国大信证券分析师Kwak Byung-Ryul表示：“通过改组，或许职业管理人将在三星集团中发挥更大作用，公司管理透明性将有所加强。” 但同时，三星各子公司将进入无限竞争状态，他们将不再为与其他分公司的合作关系费神，只凭自身的业绩接受评估。在自主经营体制下，围绕着各事业领域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三星电子因独立推进数码相机开发事业，而与三星Techwin产生过摩擦。目前，在新一代显示屏能动型OLED领域，三星电子也正与三星SDI展开竞争。除内耗外，外忧也开始暴露。日本《日经新闻》报道说：“日本电子企业将把这个看作是重新夺回被三星电子夺取的市场的机会，加强攻势。”
    虽然李健熙辞去了董事会主席职务，李氏家族仍然掌握着三星的多数股份。在韩国人们普遍认为，在一段避嫌期过去之后，李氏的下一代将重掌公司大权。但不容质疑的是，即使李在镕即位，李健熙所期待的家族企业和财阀体制已经再也不会回来了。韩国知名经济学家Yun Chang-Hyun说：“从短期内看，三星集团应给予旗下子公司更多市场运营权。但着眼于长期发展，三星应设立一家控股公司，使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财务核算各自独立。”
    不过，三星集团内部对于这种近似于分拆措施的悲观情绪仍在上涨。三星集团的一位相关人士表示：“现在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但令人担心的是，三星变成这个样子还能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