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洪奇

一年多前，有朋友大肆鼓吹炒金如何赚钱，一付深谙投资之道的面孔令人狐疑。

一年多后，杭州600亿地下炒金大案曝光，炒金团财富梦烟消云散，巨额资产成了对浙商的“罚金”泥牛入海。

浙商病态：牟利不择手段

浙商的“炒”风全国闻名：温州的炒房团不仅对国内房价带来的灾难性的洪灾，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带来了难以消除的影响；浙江的炒股团让大量企业主借高利贷入市恶炒，运气者盆满钵翻，倒霉者破产丧生；浙江的炒金团也同样让一大批小企业主不得不变卖家产。

如果说川妹子是中国哪里都敢去闯的女人，浙商则是什么生意都敢做的商人。“闯红灯”发家的浙商何惧红灯？十多年前，温州发廊红遍中国时，一些温州商人已经不屑于闯黄灯，要步入更加刺激的红灯区。

有人会说，中国什么地方没有犯罪？什么地方不存在违法操作的企业？这一点没错，但浙商能把这种黄灯经济和红灯经济规模化、产业化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就民间借贷，各个地区多多少少也都会存在一些，但像浙江这样明目张胆，这样气势磅礴，全球难寻第二个。回到浙江感触最多的是，今天有人拉你一起去放高利贷，明天有人拉你一起去炒金，后天有人用高利润诱饵鼓动你去投资污染严重的黑工厂……

不要认为这些都是讹传，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亲见、亲历。

如果你也经历过所有这些浙商现象，你一定会对那种最大的增值税票案发生在浙商，最大的非法集资案发生在浙江，最严重的企业资金链问题发生在浙江见惯不怪——浙商群魔乱舞之间，难免发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现象。

这些现象背后是浙商贪欲的急剧扩张与经济环境无法满足难填欲壑矛盾的落差。

浙商病态：欲壑无穷

《沉默的羔羊》中，汉尼拔博士对罪犯的分析恰如其份地验证到了浙商的头上：汉尼拔分析认为罪犯对女性剥皮的犯罪动机来源于日常所见所激发的贪欲，这种贪欲因精神变态以一种极端形式表现出来。同样，由于浙江的富庶，人们每天所见的物欲横流，不仅逐渐消磨了曾经引以为荣的艰苦创业之风，更激发了浙商金钱欲望的胃口，从而导致商业道德的沦陷。一个失去商业道行德的群体把赚钱作为惟一目标时，社会文化价值观崩溃了，这种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的蔓延促使大批浙商无视道德、原则和法律边界。

在传统的政治科教书中，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是一本赤裸裸的掠夺史。而不幸的是，这种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同样贯穿了浙商的发展，并一直延继到现在。譬如，仅以五金为核心的浙江永康每年就会有数千根手指被家庭作坊的机器“吃”掉。这个看起来繁荣的地方经济不能不说是建立在来自全国各地打工者的剩余价值和鲜血基础上的。

时至今日，中国法律令工厂的在职员工都需缴纳社会保险，而实际上大量地方工厂中，仍在实施每天16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制，而没有任何加班费。

在浙江，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听到各种某某人又发了，赚到了多少多少钱之类的“神话”故事。听得多了，大家心里深处的贪欲也就逐渐浮出水平，相互攀比起来，当贪欲彭胀到一定程度时就和过度偏执而成为神精病一样不可理喻了。

阿里巴巴的哥哥如果不是发现了宝藏，他是不会死的。大批浙商像阿里巴巴的哥哥一样，在宝藏里前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

有钱本身不是坏事，但因为钱多了导致脑髓少了，钱就成为了罪恶，这也许正是古语所说的：匹夫无罪，怀壁其罪。

简单地依据榨取剩余价值和用工人鲜血换于口袋里的货币不应成为浙商发展的方式。我们期望更多像阿里巴巴这种以提高员工价值获得利润的商业团体。因为这样的团体发展并不是以压缩员工生活水平为代价，是双赢的模式。

一些创业者在对自己的创业项目津津乐道而不被看重时，常常会这样诘问：难道我的项目不能嫌钱吗？对此，“寻找下一个马云”组委会认为，离开创新的创业并非不能赚钱，而是这不是一种值得推崇的项目。浙江赚钱的项目很多，但“寻找下一个马云”正如其名——希望寻找到一些“马云式”的创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