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顺其自然’最好。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好像没有什么转折点，都是这样顺理成章地走下来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失败过，因为我认为成功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比如获得诺贝尔奖了什么的；失败好像也谈不上，只能说有一些失误，我想这也没什么，关键是要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 ——周炯槃

    从小就听老人们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在北京一个春意盎然的上午，我有幸和去年就过了八十大寿的北京邮电大学周炯槃教授恳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像往常一样，我一个人静静地走在回去的路上，心情释然。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的脑海里总是反复涌动着这样一句话：年老，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

    （一） 80年岁月，29000多个日子，浩如烟云。然而一见面，周教授却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大学毕业，进工厂工作，出国留学再回国，然后教书，一直到现在。” 虽已年过八旬，但周教授的身体还很硬朗，浓密的眉毛下一双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知道我的造访，周教授没有刻意“装扮”一下，还是穿着他那件半新不旧的夹克衫和一条带着不少皱褶的裤子，而他贴身的衬衣却是雪白雪白的。当我接过周教授老伴递过来的一杯热茶时，看到两位老人默契地相视一笑。

    周教授的书房兼会客室的一面墙前摆放着一个足有3米宽的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厚厚的书籍。书架前摆放了十几盆鲜花，使室内弥漫着淡淡的花香。虽然关着窗户，可窗外披了春装的大树上的鸟儿们的欢叫声还是可以听得很清楚。

    1955年，原邮电部准备创办一所邮电大学，就从当时的重庆大学和天津大学各调派一个系，连老师带学生成建制地迁到北京合并，这就是现在的北京邮电大学的前身。就这样，周炯槃也来到了首都北京。 在北邮成立初期，由于师资力量奇缺，和好些教授一样，周炯槃成了一颗“螺丝钉”，教过许多课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无线电视广播专业任教的时候，曾在院里建设了新中国第一个电视台，比现在的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还要早。这个供学生实习用的电视台，虽然主要设备是从前苏联进口的，并不是很先进，虽然是为完成“国庆献礼”，设备并不实用，但却向国人证明，我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视台，而且不折不扣地为祖国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有了这个“土”电视台的存在，使学生们在有机会真正“做电视”的时候，“手不生，眼不乱，心不慌”。 “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都很艰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都要下干校，不但身体上很苦，心里也难过；顺利的时候，工作很紧张，也是一样的艰苦。我从来没有感觉轻轻松松的时候。”周教授向我发出这样的慨叹。

    掐指算来，到2002年，周炯槃教授在北邮任教已经有47个年头了。“我这个人不愿意‘动’，一直认为‘顺其自然’最好。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好像没有什么转折点，都是这样顺理成章地走下来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失败过，因为我认为成功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比如获得诺贝尔奖了什么的；失败好像也谈不上，只能说有一些失误，我想这也没什么，关键是要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

    （二） 1921年，周炯槃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靠着祖上的积蓄，母亲含辛茹苦把这颗“独苗苗”带大。特殊的家庭背景促使天生聪颖的周炯槃立志成才，为母亲争口气。1939年，他以全系“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读书。青年周炯槃热情向上，才华横溢，在动荡的年月里，他背负着母亲的重托和所有的希望。1943年，大学毕业的周炯槃就近到一家私营电机厂工作，而母亲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

     周炯槃很快适应了工厂的生活，在这里，他得到了业主的重用，薪水足以养家糊口。作为厂里不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周炯槃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找到了自己继续深造的“突破口”。然而，出国留学的事情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亲在不远游”，孝顺的周炯槃直到母亲去世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1948年，解放战争的炮火响彻中华大地，周炯槃用国民党官价公派出国留学。安顿好结发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深造。深埋了思亲的情义，周炯槃的生活内容除了学习还是学习。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从大洋那一边传来，周炯槃在校园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好在他已经将课程在一年内“啃”完了。背起装着美国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学位的简单行囊，周炯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的路。

    周炯槃还是回到了那个电机厂，因为在他留学的日子里，厂里曾给予爱妻很多关照。后来，他又因为工作需要，举家迁到厂里设在天津的分厂，虽然周炯槃并不太习惯那里的生活，他在美国所学的专业好像在厂里用处也不是很大。

    回首往事，周炯槃教授向我坦言：“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后悔的事情，也不去想什么后悔呀，做了就做了。文革的时候，曾有人逼问我，你从国外回来是不是带着什么特殊的任务呀，我听了心里当然很生气，也感到很委屈，但是我从来都不后悔。其他的事情也一样。留学回国后，我在工厂里的工资一直很高，后来有人说，北洋大学(后改名为天津大学)想请你去讲电机课，那我就去了，到了那，讲了一阵子电机课，校长又问我，你讲电磁场行不行，我说行呀，这样我就讲电信课了，越来越觉得在学校教课比在工厂里有意思得多，我也发现我很适合教书，也喜欢校园里的气氛。可是当时很多人都说我傻，因为那时，学校里的工资只有工厂的三分之一。我一直是这样认为，一件事做了就做了，你不要总去想什么得失，什么后悔。人生不要这样不负责任地为这些得失、后悔去浪费时间。只要自己尽心尽力了，即使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也应该算是正常的。”透过眼镜片，我好像从周炯槃教授的眼神里读懂了一些什么。

    （三）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制订规划，表彰先进，研究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他还在科学大会上明确表示：“我做后勤部长，大家都要发展科学。”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周炯槃教授以指导完成分离多径接收设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作为国内业界“重量级人物”，周炯槃教授始终秉承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通信业的发展比较麻烦的一点是“我们做事总是‘迟’人家一步，看问题总是眼前利益多一些”。这样，就有一种跟在别人后面走路的意思，还有已经暴露出的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创新不够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应该早动手，重视一点基础的东西。”周教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并不笨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多做一些‘敢为天下先’的事情呢。我曾经就加强基础工作的问题多次向部里提过建议，记得有一次，一位部长这样回答我，‘你们不晓得，我中饭还没吃呢，你就让我准备晚饭，这怎么行呢？’说得我哑口无言。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当然不是希望部里甚至国家把全部或者大部分经费和精力投入到基础工作上来，只希望有哪怕5％就够了。这是国家的政策和体制的问题。超前的事情、基础的事情没人做，学生不肯干，学校没有能力干，大家都看到眼前的这一点利益，因为可以很快赚到钱吗，大家都比较急功近利。也许开始还可以这样，因为为了缩小和对手的差距，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

    交谈中，周炯槃教授反复强调，评价一项研究成果的优劣首先要看你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创新，实用价值大不大，或者说对科学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转化为生产力的可能性有多少。“我们现在的研究和开发有些脱节。科学试验需要很大花费，一个大项目，投资100亿元算是少的。投资风险当然也很大。可是我们老是用人家的设备和技术，时间长了就有了惯性，骨子里会认为人家的东西就是好，这怎么行？我想这里边不是一个钱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体制的问题。不是有人大代表提出过吗，说搞科研的钱不够，这是瞎话！只要工程上少浪费一点，做事少拖一点，吃喝上稍稍节约一点，没钱才怪呢！”

    “桃李满天下”的周炯槃教授认为，一个人能否做好研发工作跟这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他能不能‘坐’下来，有没有毅力，有没有创新意识，这些都很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大学里边待遇总是差一点，我一直认为要甘于清贫才能做好研究工作。”每年招考博士生，周教授最看重考生的科研创新意识强不强，思维是否宽广，经常会提几个好像是不着边际的、莫名其妙的问题，看他们的思路是否对头。

     （四） 如今，周教授评价自己的生活是“平淡的”，他每天早晨6点半就起床，吃过早饭，有会议就去开会，没有会议就看看书、读读杂志，或者指导一下学生的论文。好像没有其他的爱好。四五年前，周炯槃教授开始上网读新闻，用英文写电子邮件和准备讲稿。

    在许多学生眼里，他是一位没有“架子”的教授，求知、求新的精神非常可贵；在亲朋眼里，他又是一位亲切的老人，没什么脾气，好说话。交谈中，周教授还不止一次地为我担心，说“自己的生活太平淡了，很难写的”，如果因为这些原因使我完不成这次采访任务，该多不开心呀！他的话，让我很感动。

     1958年，周炯槃教授第一次向中共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直到1983年他才了此心愿。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执着时，他这样回答：“我对中国共产党是比较了解的。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几个要好的同学就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那水深火热的年代里，我知道他们是怎样为党工作的，我从心里敬佩他们。再想，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真的怎么会有今天国人的幸福生活？我对社会上的一些腐化现象也有耳闻，但都是道听途说，没有真正进行过调研。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当然很痛恨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也深感无能为力，只是自己不要那样做，以身作则最好。” 周炯槃教授的四个孩子从事的职业都与信息技术有关，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邮电世家”。“我大女儿都退休了，我还没有退休，嘿嘿。”周教授笑着，像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

     周教授书房茶几的玻璃板底下压着的全是活泼可爱的孩子们的照片，谈起这些“小机灵”，周教授的脸上洋溢着大家庭长者的自豪感。去年，周教授过80大寿，他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包括他在美国的小儿子。那几天，是周炯槃教授最开心的日子。今年春节，周教授的大女儿带着她的外孙子一起来北京过年，周教授的家这回真正是“四世同堂”了。周教授对于幸福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说幸福就是丰衣足食，每天过得很充实，那么我可以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说幸福就是让大多数世界公民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那我想我们距离幸福还很远。” 我问周教授，您知道您在儿女们心中的形象是怎样的吗？他不假思索地说：“也许他们很佩服我吧！”然后，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说道：“不过，我不希望你就这个话题打搅他们，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为什么还要跟自己的父亲纠缠在一起呢？” 周教授的四个儿女只有最小的女儿在北京工作，每个星期她会来看望爸爸妈妈一两次。对此，善解人意的周教授感到很满足。他说：“我们的孩子都是大学毕业，除了我们的养育，更离不开他们的上进和好学。他们大学毕业了，就要自己去闯，自己的前程自己奔。”搞了一辈子教育的周教授无意中向我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周教授始终兴趣盎然，没有丝毫的倦意。他思维敏捷，回答问题不拖泥带水，还时不时有意停下几秒钟等待我的提问，一副不急不火的样子。临别，周教授对我说：“其实80年的光阴，你不能说它长，也不能说它短，就是这样一天天的过。我的体会是：不求为名，不求为利，只要每天能做点事情就高高兴兴的了。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目标了，就是想我们国家的事情能快点搞好。”

    后记：这段时间，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看来，人们对生命内涵的理解正逐渐成熟起来。虽然对我来说，要真正读懂一位80多岁老人的心很难，但我相信，周炯槃教授以后的日子还会一如既往——“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 祝周炯槃教授健康，幸福。

简历 周炯槃，1921年1月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崧厦镇。1939年－1943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读书，获工学学士学位。1948年－194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读书，获理学硕士学位。1952年－1955年，在天津大学电信系任教授。1955年至今，任北京邮电大学（原邮电学院）教授。现任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1995年5月），并任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学会理事。 主要成果：1958年领导建立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邮教学电视台，为培养我国电视技术人员起过作用。指导完成分离多径接收设备，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编写的研究生教材《信息理论基础》，获1986年国家教委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主持的“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发展研究”获1988年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信息理论基础》、《通信网理论基础》两本教材获邮电部1997年科技进步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