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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电信斗士阚凯力
(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次) 时间：2002年07月14日 14:55 来源：侯继勇 原创-IT
电信斗士阚凯力
本刊记者：侯继勇
右派子弟
阚凯力由清华大学分配到张家口无线电厂，那时候什么都有定量，按规定每月三两肉。食堂每个月专门给那些来自外地，户籍落在厂子里的人做一次“肉”菜。阚凯力比划着说：三两肉没多少，就这么一小碟儿。食堂门口有条沟，一次轮到吃肉的时候，一个同事小心翼翼的端着肉要拿回宿舍去慢慢享用。也许是太小心了，一脚踩到沟里。
“幸好不是我！”阚凯力多年之后拿这事开玩笑时还有些黯然神伤。
阚凯力出生于1945年10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父母就为他取名为阚凯力：凯旋胜利的意思。阚凯力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父亲阚冠卿。阚父在抗战前由协和医学院毕业，是我国医务界早期的高级知识份子，后来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防痨协会理事长。阚父在年轻时看到结核病对中国人的健康威胁最大，因此就把中国的结核病防治工作作为自己毕生的志愿。但抗战胜利没多久，内战就爆发了，再加上国民党的腐败专制，1948年阚父满怀报国无门的忧伤携全家去了美国。到美国时，阚凯力才3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阚凯力的父亲怀着无比的喜悦，在1950年又毅然带全家回国。美国的朋友和同事们普遍不理解：结核病是当时医学的尖端领域，而你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在美国的发展前途无量，为什么要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为此，临行前阚父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I am needed there》（那里需要我），副标题《我为什么要回中国》，文中还引用了古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直到今天阚凯力还保存着那篇文章的影印件。
回国之后，阚父在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北京市结核病防治所并任所长，全力以赴地展开了结核病的医疗防治工作。但是从1957年开始，阚凯力的家庭却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当时对阚父的逻辑是：你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就一定反动，不可能爱党爱人民；而你恰恰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夕回到中国，所以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十年动乱时，阚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嫌”被关进“牛棚”，被迫离开医学研究，烧了两年锅炉。当时审问阚老的唯一问题就是：你是美国的医学博士，在美国有很好的待遇和社会地位，1950年你为什么从美国回来？“当时医务界的知识分子一般受到的迫害较小，因为即使江青了生病，也要找大医院的主任医师而不是找赤脚医生。所以幸好父母是学医的，至少没有挨打，否则就更惨了。”阚凯力回忆起这一段时还心有余悸。那时候，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被当作“座上客”，而在国内长期工作的回国人员却都是“阶下囚”。因此，社会上流行对归国人员的说法是：早回不如晚回，晚回不如不回。对此，阚凯力问父亲：你后悔了吗？阚父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后悔，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可以推动在中国消灭结核病。
1957年阚凯力还是一个小学生，在此后的每次运动中也得在全班面前作检查，就因为自己是从美国回来的，父母又都是接受过美国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直到今天，阚凯力还清楚地记得受批判时别人常说的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言外之意，象阚凯力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孩子也只能是“混蛋”了。
尽管如此，阚凯力的学习却一直非常突出，上的学校也是最好的：北京实验二小、北京四中、清华大学。由于文革的影响，在清华无线电电子学系真正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多，连专业基础课都没有读过。但因为坚实的基础知识，1978年考取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然后又凭借自己过硬的英语功底考取了公派留学，1979年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离开清华大学的十多年后，阚凯力才偶然知道他的数学是1964年高考第一名（当时高考分数保密）。对于自己的学习成绩，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家庭环境有利。阚凯力从美国回来时才5岁，已经有了很强的英语阅读能力，读书就是他当时最大的兴趣。他记得自己当时有一套24卷的英语《儿童大百科全书》，在书柜里码了整整一层，古今中外、天文、历史、地理无所不包。小学三年级时，家里又为他订阅了全国仅有的三种科普杂志：《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相比之下，农村的孩子每天都要放牛干农活，他们为学习付出的努力比我大得多。”
1970年阚凯力被分配到张家口无线电厂，以前叫“张家口少数民族用品厂”。这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皮革制品手工作坊，所有员工加起来不足百人，但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仅1970年清华北大的学生就去了八人。在那里，阚凯力睡的是土炕通铺，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粗粮，一个月只挣四十二元。在工作中他几乎什么都干过，从挖防空洞到盖厂房，从产品设计到批量生产，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推销，一直工作了六年。那时他对这样的工作环境已经非常满足，因为后来也在北京四中读书的弟弟，已按“老三届”被送到云南种橡胶。相比之下，自己的处境要好多了。确实，在祖国蒙受劫难时，一切都只有认命。
多装一些电话
198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在的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到美国考察，在斯坦福大学找了十几个已经学成的公派留学生座谈。周光召问大家：回国之后你们准备做什么？有人说，我学航天，我要造中国的航天飞机、太空站；有人说，我学核物理，要造世界上最大的离子加速器；还有人说，我学生化，我要做中国的基因工程。轮到阚凯力回答时，他说：我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只想在中国多装一些电话！这个答复给周光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6年唐山地震的第二天，阚凯力接到通知被调到北京，在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做通讯系统设计工作。1978年全国开始招考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阚凯力虽然在清华大学的时间被文革耽误了，但是他此后在工作中干什么就学什么，也积累了不少知识和实际经验。那年北京邮电大学在全国一共招了16名研究生，阚凯力成为其中之一，师从我国的信息论权威蔡长年教授。没等开学，国家教委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决定派一部份研究生出国留学，从已经录取的研究生中挑选一部分成绩最好的参加英语考试，择优公派。英语是阚凯力的强项，因此他不但考取了，而且在中科院院士叶培大和导师蔡长年的推荐下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录取。斯坦福大学是全美收分最高、收钱也最高的学校。临行前教委一位处长对他说的话，阚凯力至今还记忆犹新：“派你到斯坦福大学不容易，为你化的钱在其他学校派三个都够了。”因此，阚凯力从来没有想过毕业后留在美国，觉得国家送自己出去，学成归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当时国家除了选派少数留学生以外，还派遣了很多访问学者。阚凯力到美国之后发现，很多在中国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一到美国，成果就有了，论文、专利也有了，还有很多人被公司或科研机构高薪聘请。“在中国无所作为的人为什么到美国反而很快就有成绩了？看来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管理和体制。”阚凯力开始觉得，只有把体制改革和管理搞好才是中国的关键。自己从地方到中央、从基层到机关，各方面的经验比较全面，阚凯力由此想转向管理。
对于转向管理，父亲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阚凯力记得，在小时候父亲就给他讲过一个故事：古人韩信求师，师傅问他要学“一人敌”还是“万人敌”。“一人敌”就学十八般武艺，将来在阵上有万夫不当之勇；“万人敌”就学政治和兵法，将来可以治国安邦。韩信选择了“万人敌”，后来果然辅佐刘邦建立了汉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阚凯力的父亲在协和毕业后放着能够赚钱的临床不干，而去从事不挣钱的结核病防治。父亲说，临床治疗只能一个一个地治病救人，但是中国几十万、几百万病人怎样救？只有从宏观的防治入手。因此，阚凯力的父亲不但自己选择了“万人敌”，同样也支持阚凯力选择“万人敌”。
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我国农村刚刚开始搞“三自一包”，城市里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改革开放的趋势对一般人还不大明朗。但是文革中的经历已经让阚凯力认识到“技术保险、管理危险”：做纯技术最多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研究管理体制却有可能成为“现行反革命”，受到更严重的迫害。因此，阚凯力当时最大的疑问就是中国的改革能不能继续搞下去：如果能搞下去，就学习管理，因为中国需要；如果搞不下去，最理想的就是继续搞纯理论的信息论，离实际越远越好，不担风险。
当时我国正在筹建第一份对外的英语报纸《中国日报》，负责创建报纸的第一任主编是关在汉，其兄关肇直曾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兄弟俩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当时恰好关在汉也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而且就住在阚凯力的宿舍隔壁，阚凯力一有空就去跟他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关在汉对阚凯力分析说：改革开放是民心党心所向，人心思变，文革后再让老百姓搞政治运动，谁这样作谁垮台。就像飞机起飞前的加速，跑道上有一个“不可返回点”，一旦飞机加速越过了这一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飞机都只能起飞。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三中全会以后就已经越过了这个不可返回点，今后的任何人、任何事件都不可能阻挡。
正因为这样，由硕士期间的信息论，阚凯力在博士论文中开始研究属于电信管理的网络规划。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只有一条要求，就是必须创新，必须对人类知识有所贡献。但正因为如此，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只得放弃对博士学位的追求。好在阚凯力的数学功底好，在系统地学习了运筹学的各个分支之后，他的博士论文《本地网络最优化》根据运筹学的网络优化理论，使电信网络的成本最低，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在这篇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年，他的导师在课堂上就开始对学生讲起了“阚氏算法”。
至于为什么选择电信领域，阚凯力更是不由自主地“阚阚而谈”。他回忆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的电话实在是太少太少。在他联系到斯坦福大学入学时，曾经要给美国去电话。当时，打国际长途必须到全北京唯一的西单电报大楼填写话单，递进去之后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等待。看到大厅里到处都是等着打电话的人，只能多化几倍的钱加急、再加急，但仍然几次都是一等就是一天，直到服务员说：小伙子，明天再来吧，美国那里已经是深夜了。后来到美国一看，不但每个办公室、每家都通电话，连每个学生宿舍里都有电话，电话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促使阚凯力学习电信，下决心要在中国多装几部电话。后来，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前言里不但讲述了自己研究电信和网络规划的初衷，而且写明自己的论文是“献给中国的改革、现代化与繁荣昌盛”（To China’s reform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rosperity）。
太平洋贝尔
阚凯力在太平洋贝尔公司的时候，人工智能炒得很火，那时候谁要是说自己怀疑人工智能，别人就会说你对计算机一窍不通。但是阚凯力对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许多“新技术”却产生了怀疑，这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于是他……
阚凯力认为，自己在斯坦福大学主要学到的不是一门一门的课程，而首先是学到了两种精神，其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其二就是“敢于说自己不懂”。这两个观点都是他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在太平洋贝尔开始实践的。
按照美国法律，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可以在美国实习工作。阚凯力在斯坦福大学毕业时恰巧美国AT&T解体，所以就去了刚由AT&T中分出来的太平洋贝尔公司。该公司经营美国西部地区的本地电信业务，是美国所有公司中二十家最大的企业之一。阚凯力在那里任战公司略技术评价部的经理，具体负责公司的技术规划，比如应该发展哪些技术、不应该发展哪些技术、什么时候发展，要求至少做五到十年的规划，随时更新；除此之外还负责重大项目的技术评估，评测每项新技术将对电信行业产生的影响，并确定公司应该采取的对策。 同时，在出席联合国国际电联（ITU）的美国代表团中，阚凯力还作为太平洋贝尔公司的代表参加工作并出席会议。
对于“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阚凯力说，当时中国的大学不大理会一项技术对国家或企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效益，市场会不会接受这项技术。但斯坦福不一样，讲技术课一定说这东西现在或将来是否有用，它与其它技术比较有无优势，并且最终必须落实到经济效益上。阚凯力的博士论文就是如何优化网络、以最低成本赢得最大的利润。美国硅谷高技术公司百分之七十的CEO都是从斯坦福毕业的，因此被称为硅谷的母校，阚凯力认为与这种教学思想不无关系。
1980年代中期，ISDN炒得很热，人们觉得21世纪就是ISDN的世纪，“当时谁要是怀疑ISDN，那就别想在电信界混了。”按照ISDN的理论，用一对线能传两路电话，同时还能传输一路低速数据，但是很贵，必须对已有的电话网进行很大的改造。阚凯力当时怎么也不看出ISDN的市场在哪里：“当时还没有因特网，所以数据通信还没有市场；而如果需要两部电话，再接一对线就行了，谁愿意费那么大劲、花那么多钱？”阚凯力这样说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因为那时候与AT&T刚分家，自己作为公司战略技术评价部的经理，对已经被公认的ISDN提出质疑，不是有损太平洋贝尔公司和自己的形象吗？但阚凯力在部门的报告中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在ISDN上大规模投入，提出了“高举大旗，原地踏步”的策略：一方面公司建立了ISDN的演示室，表面上宣传要大搞ISDN，另一方面却一点也不投资，至少要等到市场情况明朗以后再说。这样，其它几家从AT&T分出去的“小贝尔”公司在ISDN上投入了几亿、几十亿的美元，但“扔到海里连水泡都没看到一个”，而阚凯力制定的这种策略为太平洋贝尔公司避免了巨大的损失。
对于“敢于说自己不懂”，阚凯力解释当他在太平洋贝尔任职期间，国际上涌现了大量名目繁多的“新技术”，例如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和以此为基础的“第五代计算机”。但是，阚凯力对这些东西却始终怀疑。“我能从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至少说明我不笨，不怕被人说自己是‘愚蠢和不称职的人’。但是我对计算机也研究了不少，连第二代计算机都没看到，怎么一下就冒出个第五代？”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就从一个最出名的人工智能公司借了一套演示软件，据称只需描述一顿饭菜，人工智能就能判定应该配什么样的葡萄酒。阚凯力在公司的会上当众输入麦当劳汉堡包的特征：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配料，结果计算机还引经据典地显示出应该喝某公司在某地某年出产的高级红葡萄酒。“在麦当劳吃汉堡，谁还化几十美元喝什么酒啊？”阚凯力回忆当时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而人工智能和第五代计算机的神话也就在公司里不攻自破了。
还有一件事，更是使阚凯力在公司里名声大噪。原来，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就政府各项政策征求意见，那一年向太平洋贝尔征求对美国航天政策的意见，这件事由阚凯力的战略技术评价部负责。他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宇航署（NASA）用航天飞机发射商用通信卫星的作法：第一，与火箭发射相比，航天飞机发射不但把一次发射变成了二次发射，风险大了，而且大部分成本用在与发射卫星无关的返回大气层，是技术方案不合理。第二，国家机构从事商业行为赚钱，用来补贴政府计划，是体制上的政企不分。公司总裁看了之后非常震惊，但还是派人（美国公民）到国会听证会上照此发表了意见。据派去开会的人回来说，听证会对这一意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由原定的每个公司十五分钟延长了两个多小时。更使人们惊讶的是，几天后的新闻就报道，国会已经指令宇航署改变政策，而新的政策完全就是阚凯力在报告中提出的两条建议。太平洋贝尔的总裁拿着报纸找到他，感叹地说：简直是难以置信，美国的航天政策居然是由一个中国留学生指导的。
太平洋贝尔的美国同事对阚凯力总是充满困惑：你从中国才来几年，怎么看美国的问题比我们还透？阚凯力当时笑着说：“美国有一句话叫‘Seeing is believing’，也就是中国的‘眼见为实’。但中国的毛主席说过一句话你们没听过，叫‘有比较才有鉴别’，翻译成英文是‘Comparing is understanding’。你们在美国老以为自己是老大，什么都是世界上最好，不向别人学习，迟早要落后的。”
1986年阚凯力离开太平洋贝尔回国时，公司专门开了一个欢送会。在美国欢送离开公司的人，而为一个仅仅在公司工作了不到三年的中国留学生开欢送会，就是因为他为公司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几年以后，国内单位的领导访问太平洋贝尔时，公司还向这位领导说，你们的阚凯力当时是我们最出色的部门经理。
电信斗士
1984年，阚凯力还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时，就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写信，对当时酝酿中的我国通信卫星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条是技术方案，用C波段综合卫星，不但电视转播的容量大得多，而且可以用于电信业务；一条是体制方案，成立卫星公司，使我国的通信卫星摆脱计划经济下的部门所有制。国务院总理把这封信批转给主管副总理，副总理又批转给国家科委主任，科委主任再批转给高技术司……
八十年代初，国内有的部门要用K波段卫星向全国直播电视节目。但是这个方案只能传输4路电视，而且每个用户除了电视外还必须购买一台卫星接收机。另外一个方案是选用C波段，可以传24路电视，而且电视转播富余的容量还可以用来进行电信业务。在这种方案下，由北京把电视信号通过卫星送到各个偏远地区的广播站，然后就可以用电视机直接接收。但是，因为据说K波段卫星直播是先进技术，所以到1984年我国不但倾向于采用K波段方案，而且已经在国际招标，这就是我国电信史上有名的KC之争。阚凯力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还很穷，农民连电视都买不起，更别说买卫星接收机了。“我当时真想不通：难道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还要博士论证吗？无非是他们把部门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盲目追求所谓的技术先进性，不考虑经济效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通信卫星公司（ComSat）已经认识到自己卫星直播电视的方案必然失败，但又不愿意眼看已经订购的K波段卫星烂在自己手里，所以拼命鼓吹卫星直播，要向我国卸包袱，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却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事实证明，即使到今天，在美国推广卫星直播电视都有很大困难。
当时的阚凯力只是一个名不见经撰的留学生，为什么居然敢于斗胆给国家总理写信？据他讲，这也是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我是国家送出来专门研究电信的，总不能眼看着国家蒙受那样大的损失。”给总理的信送出不久，国家科委就把他找回来进行方案论证。那时阚凯力已经在太平洋贝尔工作，就立即向公司请假，而且带来了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论证之后，按照国务院的要求，阚凯力在美国采购了两个地面卫星站，并亲自录制了美国用C波段卫星转播的电视节目样片。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从中国民航专门调了一架波音747，把两个地面站紧急运往北京的农展馆，进行C波段转播电视节目的演示。当时应邀观看的有上百人，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部委的领导，演示会向大家提出的问题是：这就是美国的电视转播系统，如果在美国都行，在我们中国行吗？至此，问题的答案已经不答自明了。1985年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成立，不但采用了阚凯力的方案，而且使用了他起的英文名字“ChinaSat”。还在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工作的阚凯力也被任命为公司的顾问，负责协助为公司在美国采购卫星。
1986年，阚凯力由太平洋贝尔公司辞职，携夫人和儿子回国。与父亲一样，他在临行前接受了美国报纸的采访，表达了自己回国工作的原因和决心。当时邮电部刚刚成立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是一个负责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软科学研究单位，于是阚凯力1987年离开卫星公司到中心任副主任。当时我国的电信事业还非常落后，大量的技术发展战略需要研究，例如我国的电信传输是延用同轴电缆和微波，还是采用最新的光通信；交换方面是使用现成的机电式纵横交换，还是采用最新的程控数字交换；等等。因此，阚凯力在中心就主要负责技术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
1987年，党的十三大刚开过，阚凯力在中科院叶培大院士的领导下，起草了中国科学院一个项目的主报告《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这篇仅有两千多字的报告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电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地提出了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建立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股份制公司、逐步对外资开放，以及其他许多电信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被称为“八个问题、九条建议”。此后我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报告中观点的正确性，难怪一些人看到这篇1988年的报告时还以为是1998年写的。报告完成后立刻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89年初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还为此专门召见了阚凯力，并建议他到科学院负责电信方面的研究。1992年酝酿成立联通公司时，这篇报告中的许多观点被采用，有关领导又一次把他请来咨询讲解。因此1994年7月19日联通公司成立，大会的请贴直接送到他家里。
1989年前后，我国的改革开放陷入低潮。当时对留学归国人员有一个政策，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再出国去充电，阚凯力于是又回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博士后快两年时，因为儿子的中文水平使他已经不可能回国学习，所以阚凯力经领导批准下在研究中心停薪留职，并表明儿子一上大学就回国工作。凭着斯坦福大学的博士，阚凯力非常容易在美国找到优厚的待遇和工作，所以当时很少有人相信他在五年之后还会回来。但是1996年儿子上大学后，他硬是告别了留在美国的妻子、儿子，又回到研究中心，因为他与父亲一样，认定自己的事业在中国。用阚凯力自己的话讲，“美国的条件再好，也觉得象是住五星酒店，只有中国才是我的家。”
中国电信
2002年5月16日，“5.17”电信日的前一天，记者正准备将这篇文章寄给阚凯力先生时，新电信和新网通终于挂牌成立，一帮记者朋友来到办到办公室谈论中国电信的现状与未来，大家各持己见，谁也不能说服谁。这时，我想起了采访阚凯力先生的情景：在燕京饭店大厅里，记者问起中国电信改革的现状时，他望着车如水流的长安街上，他缓慢而低沉地对记者说：竞争格局初步建立，有效竞争距离还远。
“普遍服务”还是“普遍借口”
美国的电信在世界上是最发达的，也是改革最早的。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开始了电信体制改革，而中国从1994年由联通公司的成立才开始。恰恰在美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初期，阚凯力在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工作了近三年，而且是在战略决策部门，因而比别人从报纸和资料上的了解多了许多感性认识，更看到了许多外部看不到的东西，这为他后来参与我国电信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制定起了不小的作用。
“普遍服务”是电信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多数沿用了美国的概念和模式，其具体内容包括：电话公司对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必须提供服务；在所有地区提供相同的价格和服务质量；与家庭或个人的经济能力相适应的资费价格。为此，自20世纪初开始AT&T就大规模地采用了交叉补贴，主要包括业务之间的交叉补贴（长话补贴市话，国际补贴国内），地区之间的交叉补贴（低成本地区补贴高成本地区）和用户之间的交叉补贴（办公用户补贴居民用户，其它用户补贴低收入用户）。
通过他在美国工作的切身体验，阚凯力很清楚“普遍服务”不过是电信公司为了建立并保持垄断的一种借口。他举在太平洋贝尔的例子说：80年代中期，脉冲拨号改成双音频拨号后，速度比原来快，服务比原来好，所以用户每个月得多交3.95美元。但是对于电话公司，双音频的成本比脉冲拨号低得多，实际上公司是把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留给了自己，而对用户进行了盘剥。当政府出面制止公司的这种乱收费时，太平洋贝尔就说，“我们是乱收费了，但是公司有普遍服务义务，山沟里面装电话成本高得多，靠谁补贴啊，就是靠乱收费。”政府最后没办法，只得让步。因而阚凯力和同事们在太平洋贝尔公司里一直开玩笑说：普遍服务（Universal service）就是公司的普遍借口（Universal excuse）。
为了对我国的电信普遍服务政策提供参考，1999年阚凯力发表文章，提出：“美国以交叉补贴为基础的电信普遍服务政策是在20世纪初的电信技术条件下产生，并以电信垄断为基础的。这种政策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因此在电信技术革命和引入竞争的今天必然发生根本的变化：各种业务的资费价格必将迅速地向各自的成本靠拢；不同业务、地区和用户之间的交叉补贴将逐步消失；政企分开后的电信管制者将开始真正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而国家为普及电话进行的补贴也将用于促进竞争的发展。电信行业因为‘普遍服务’而具有的特殊性必将逐步消失。”
“一分为三”、 “网业分离”到“一分为四”
阚凯力1979年去美国，于1986年回国，刚好经历了美国AT&T分拆前后的那段历史。阚凯力回忆说，那时候AT&T对电信的垄断比现在的中国电信要厉害得多。例如，市场上买不到任何电话机，用户要装电话，只能到AT&T的营业厅租赁。1980年他要装个电话，在营业厅里所有电话机都是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颜色只有三种：黑色、浅蓝、黄色，想找其它的电话机，门儿都没有。
1984年美国把市话与长途分开，实现在了长途业务的公平竞争。那时候谁也没有考虑到横拆，天然地形成了“竖拆”。ATT当时不干，但是它是私营企业，打破垄断的拆分可以通过法院诉讼解决，问题比中国电信的拆分简单得多。美国的竖拆方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次在长途领域有效地实现了公平竞争、价格大幅度下降，各种各样的增殖业务迅速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后来的英特网。因为ATT继续垄断根本就没有开发新业务的动力，不开发新业务钱也照赚，凭什么开发新业务给自己添麻烦？所以，阚凯力和世界上的许多学者都说：如果没有美国AT&T当年的竖拆，就没有后来的英特网。
但是中国电信与美国的AT&T不一样，长途业务分散在各省经营，因而也没有自然而然地过渡到竖拆。美国是市场经济，产权清晰，政府说要拆，你不拆，政府就会诉诸于法律，吊销公司执照。在ATT分拆的过程中，经理层和员工反响不是很大：待遇不减，还是干这份活挣这份钱，拆不拆对他们没影响。但中国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清，职工“当家作主”。换句话说，国有企业首要考虑的是把职工的日子过好，而把向国家上交利润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因此，阚凯力认为：“这样的国有企业，已经蜕变成员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种‘职工当家作主’，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
1999年中国电信第一次重组，中国电信自己提出的方案是“一分为三”：把卫星和寻呼从其它业务分出去。对此，阚凯力说：“卫星公司与中国电信（以前的电信总局）都是邮电部里的平行局级单位，从来就不属于中国电信；而1997年移动在香港上市后，中国电信的寻呼业务也已经剥离出来，准备在香港上市，也就是说中国电信已经把寻呼分出来了。所以，这种‘一分为三’与打破垄断没有丝毫关系，完全是欺上瞒下！”
与“一分为三”针锋相对的是阚凯力在1998年提出的“网业分离”方案。无论英特网，其他增殖业务，都得走长途干线，但是当时长途干线由中国电信独家垄断，收费奇高，甚至根本不提供，严重地阻碍了各种电信业务的发展。为此，他写了《以传输网络与电信业务的分离为起点，进行我国电信企业的改革》一文，主张：第一、把长途和市话分开（即竖拆）；第二、把长途传输网与业务分离。这样，类似卫星公司出租或出售卫星转发器的模式，干线网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传输公司，其唯一的业务是批量出租或出售传输容量，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就使传输网络变成了所有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使用的共享资源。同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传输公司也必然尽可能地扩大市场，提高网络利用率，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对于中国电信来说，如果真正实行了“网业分离”，中国电信就失去了通过网络保持垄断的基础，就意味着真正打破垄断，这是它绝对不会接受的。最后，中国电信勉强同意把移动分出去，“一分为三”变成了“一分为四”。这样作的结果，一方面使移动通信在我国的竞争公平了，迎来了2001年移动通信的特大发展，一举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移动通信大国；另一方面，却使中国电信痛失这一块发展潜力最大的业务。尽管如此，中国电信不少人还是认为，这样作至少比执行“网业分离”的结果好。在阚凯力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国内国外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任何垄断性企业，不论是国有还是私有，指望它自己提出打破垄断的方案，都无异于‘与虎谋皮’，只能是一种幻想。”
“竖拆”与“横拆”
自1998年信息产业部成立以来，经过邮电分营、政企分开、中国电信“一分为四”、成立网通和铁通等重大步骤后，到2001年我国电信行业的竞争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离实现公平有效竞争的距离还相当遥远。
阚凯力认为，不能形成公平有效竞争的关键在于市话。他解释说：第一，市话的垄断是一种天然的垄断，全世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打破它的有效方法。这像自来水一样，用户即使对自来水公司不满意，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另一家公司在自己家里铺设第二条自来水管道。市话与自来水相同，由交换机到千家万户的用户线（电信网中的“最后一公里”）为市话公司牢牢地锁定了用户，一旦接通就很难转移到竞争者那里去。同时，用户线是整个电信网中的最大投资，重复建设的成本太高，远远超出任何竞争者的能力。第二，在中国电信垄断市话的同时经营多种竞争性业务，并由此利用自己在市话上的垄断优势大搞垄断延伸，使其它企业无法与之竞争。
比如寻呼一直是我国电信业中竞争比较充分的业务，但在寻呼划归联通以后，一些地区的电信公司又搞起了寻呼，而且价格低得惊人，甚至一年只收20元服务费，其他寻呼企业根本无法与其竞争。关键就是寻呼必须使用市话，所以市话公司的寻呼即使免费，多收的市话费也足够了。
再比如1999年我国引进了IP电话，由此成功地打破了中国电信对长途业务的垄断。当时，中国电信对IP电话的态度非常消极，当年的业务量和通话质量都排在最后。但IP电话一旦在我国推开，中国电信立即转变策略，仅用一年就占到了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把其它企业挤得叫苦连天。其中的秘诀就是因为长话都必须通过市话，中国电信在与市话的接口上卡了其它公司的“脖子”，使别人的IP电话总打不通，反过来还宣传自己的电话（无论是真IP还是假IP）“一打就通”。
这样的事例在移动、数据等所有竞争性业务中比比皆是，因此阚凯力认为，中国电信对市话的天然垄断全面延伸到了各种竞争性电信业务，这就是不能形成公平有效竞争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迅速制止，中国电信的垄断将可能在许多业务中“复辟”，葬送我国初步形成的电信竞争局面。因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市话剥离出来，按照“公用事业”（自来水、管道煤气、输配电等）管理：一方面承认并保护市话的天然垄断性，继续保护并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就象不准自来水公司卖洗衣粉一样，除了市话的基本业务以外，严格禁止市话公司经营任何其他竞争性业务，防止它进行任何形式的垄断延伸。
2001年初，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电信业尚未形成公平有效竞争的事实。5月21日，《人民日报》以论坛的方式第一个提出“中国电信要不要再分”的问题，不但占了整整一版的篇幅，还加上了标题为“反垄断坚定不移”的评论员文章，而论坛中的“正方”就是由阚凯力署名的上述“竖拆”方案。任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国再一次拆分中国电信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经过半年多的激烈争论，中国电信是拆了，但在中国电信对“竖拆”的强烈抵制下，却采取了它自己提出来的“横拆”方案。对此，阚凯力虽然持有很强的保留意见，但还是强调要看到其中的积极意义：“在连续几年力度很大的改革之后，这次拆分又一次体现了我国打破电信垄断的决心。同时，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我国一样，也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谁也没有成熟的经验。重要的是，仅仅几年前我国的电信还没有政企分开，如果说当时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于世界水平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WTO绝不是“狼来了”
随着中国贸易协议的签署，我国加入世贸，WTO的一个重要条款就是电信业务市场的开放，许多人在议论纷纷：“狼来了”。更有人说，只有依靠强大统一的中国电信才能抵抗“外资入侵”，所以最好是不分拆，以担当“保家卫国”的重任。
阚凯力却认为这完全是一种保护垄断的借口：首先，WTO明确规定外资独资只能在中国投资参股，所以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公司与我国电信企业争夺市场。其次，外资如果真要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公司竞争，就必须在我国铺设自己的网络，这得花多少钱，又得多少年？从外资的角度来看，也是对我国电信企业参股更合算。
因此，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其形势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在海外上市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有了WTO的保证，企业吸纳外资就不再需要国务院特批，可以直接在国内操作。所以，与生产制造业不同，WTO不但不会对我国电信运营企业造成冲击，而且对它们的的融资和引进国际管理经验有很大的好处，是“有利无弊”。
“中国奋斗了十多年，黑头发熬成了白头发，才终于迎来了WTO。因此，我国的电信企业不是应该去想‘对策’，而是应该想如何迎接。”现在中国入世已经半年，阚凯力说：“我们不但没有看见大规模的‘外资入侵’，更没有看到任何电信企业被冲垮，倒是‘外资入侵’论在事实的面前销声匿迹了。”
电信黄埔
2000年，阚凯力在北京邮电大学通过竞聘成为新成立的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有人问阚凯力：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阚凯力说：“我的优势，一是时间的跨度大，二是空间的跨度大。在时间上，我经历了文革前的计划经济、文革期间的动乱和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在空间上，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转了三个来回，在中国的小厂子干过，在中央单位干过，还作过电信行业的政策研究；在美国不但上过学，而且在小公司和大公司都干过，还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里工作过。所以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有一些通过比较进行鉴别的优势。”
确实，不但阚凯力的工作环境一直在变，而且他的“专业”也一直在变：在大学的专业是半导体，在张家口的工厂里制造过三极管、半导体收音机和自控设备，在部的设计院里作过系统设计，在北邮当研究生学的是信息论，在斯坦福大学研究网络规划，在太平洋贝尔做技术管理，参与了我国卫星公司的建立，回国后八十年代研究技术决策，九十年代又搞电信体制改革，……。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微观到宏观、从技术到行政、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真是几乎什么都干过。这样变的动力是什么呢？阚凯力认为这得追溯到他父亲半个世纪前写的那篇文章：祖国的需要。不管是在斯坦福作为一个学生还是后来作为一个电信政策的研究者与建议者，阚凯力一直关注着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把握时代的脉搏。作为一个学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论国家需要什么，只要自己有一些这方面的能力、知识或见解，阚凯力都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它们贡献出来。
说起二年前他为什么从政府部门来到教育战线，阚凯力打比方说，当时我国的电信业就像辛亥革命后的局面：一方面满清王朝已被推翻，但另一方面又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一辈子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宣扬三民主义、唤醒民众、推翻满清王朝；第二件事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革命队伍，把革命进行到底。通过近年来电信体制改革的亲身体验，阚凯力认识到每一步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这里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国电信行业缺少一个市场经济的干部队伍。因此，既然当时中国电信的垄断格局已经初步被打破，就要在北邮这个电信业的“黄埔军校”培养干部，以他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向学生传授电信业的市场经济观念。
笑了笑，阚凯力也承认，到大学工作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大学里讲话自由，不像在政府部门受的约束那么多。“研究就象生产产品，但研究出来的成果如果不能发挥作用，就象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让卖一样，是一种浪费，更何况我研究的是国家急需的电信体制改革呢。”难怪阚凯力总是乐于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原来他在推销自己的“产品”。
知识经济：你作为一个学者总是在追求真理，但真理都要付出代价。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你还会再一次选择这条路吗？
阚凯力：肯定还会。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得付出时间和精力，我觉得自己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意义的。改革本来就是利益的再调整，所以任何改革的主张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这很正常。哥白尼说地球绕太阳转，损害了天主教的利益，马上被烧死了，但是历史前进了。马寅初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受到了许多迫害。为了在中国消灭结核病，我父亲奋斗了一生，直到临终前的最后一次生病，还把稿件赶完才去住院。他的学术观点也曾经有很多争论，在文革期间还受到过迫害。比起他们来，我没什么代价可付，因为国家改革开放了，最多是引起争论，让大家在争论中找到真理。
知识经济：在争论中你的观点如果没有被采纳，会不会很失望？
阚凯力：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我们提出任何观点都必须本着负责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绝不能朝三暮四，当墙头草。当然，无论谁的观点，最终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但是改革中对观点的检验往往比自然科学难得多。几年前我和一位领导交流，他说：“现在的电信发展这样快，我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所以需要你们这样的学者。你们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今后发展的方向，不要因为顾及各方面的利益而瞻前顾后。我们政府官员作为政策制定者，就与你们不同。我们一方面必须知道今后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各种因素和各方面的利益，考虑怎样才能切实地把事物一步一步向未来的发展方向推动。因此就往往需要均衡，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与今天的现实可能性之间寻找‘黄金分割点’。”我觉得这位领导讲得很对，对研究人员和政府领导的定位也很准确。因此，改革的方向是一回事，而它的实现往往是由许多均衡各方利益、带有折中色彩的步骤构成的，很少一步到位，验证需要时间，“小步快跑”嘛。即使一时的作法确实不符合改革的方向，邓小平同志还讲过“摸着石头过河”，一次没摸到，只要改革的决心不动摇，就再接着摸，直到到达彼岸为止。
知识经济：在中国的电信行业里你遇到的困难那么多，受到的争议那么多，有人说你是中国电信行业的一位斗士，一位孤独的前行者，你对这些有什么感想？
阚凯力：斗士谈不上，只不过与其他许多同志一起参加讨论罢了。电信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毕竟已经开始，而且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有过争论，更何况改革。打破电信垄断在十年前还是一个禁区，现在全社会都在讨论了，所以我也并不孤独。国家鼓励我这样的学者参加讨论，发挥我的作用，这就是我的价值。我从内心确实觉得自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收益者，是时代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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