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想象中

吴晓东发表于2003年第1的《书城》上的《科勒律治之花》，为读者勾勒出文学创作中“现实与奇幻的界限”——这个“现代诗学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但其落脚点仍然在于对于文学作品想象与虚构功能的关注，而非作为潜在背景的现实世界。

吴晓东对于“记忆”、“漂泊”、“理想国”、“乌托邦”、“辽远的国土”一类具有幻象性特征的词语和情境有着一种近乎下意识的迷恋，这是我阅读吴晓东得出的最直接的体验。

北大中文系著名的现代文学名著导读课，终于等到了吴晓东的出场。这份期待因了bbs上“怀念怀念”、“东哥的课太火了”之类留言的蛊惑而变得更加强烈。理教117座无虚席，吴晓东对于现代诗歌的解释一如既往的沉稳厚重，只是多了一份难得的幽默和雍容。

吴晓东对于水乡江南的想象再次印证了我从阅读中得出的结论。他说，在没去南方之前，对于江南的想象建立在文学世界所构建的小桥流水之中，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的季节，“打江南走过”，目睹“那等在季节里容颜如莲花的开落”（郑愁予《错误》）。当最终的无限向往、美妙的预期为现实破坏之后，偶然间对于江南的怀想依然是文学视野中那个莲叶何田田的江南、杏花春雨的江南……

江南幻境的生成，和当初寻根小说、知青文学、第五代电影等文化传媒，对于“悲歌狂舞的红高粱、一片神奇的土地、苍凉干涸的黄土地、浊流滚滚的黄河”的诗意描述一样，都只是对一点美好的无限放大，以至于不少人还会在某个时候怀想起《妻妾成群》里伤感唯美的景致和庭院里的女人们，不管这是不是苏童制造的文本童话。戈麦对于南方的想象更加富有诗意，“四处是亭台的摆设和越女的清唱/漫长的中古/南方的衰微/一只杜鹃委婉地走在清晨”（戈麦《南方》）。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最初给我留下深刻的江南印记的文学作品。仅仅是题目中桨声、光影、河水的搭配便给人一种朦胧如梦的暗示。友人南京归来，我便迫不及待的渴望印证那“雕栏画槛，绮窗秀障，十里珠帘”的秦淮、那“烟笼寒水月笼沙”的秦淮如今的模样。虽然早有承受失望的准备，终究还是不免有失望的失落：如今的秦淮既没有桨声也没有灯影，细雨小桥下的河床狭窄、水流脏兮，哪里还有“碧阴阴的”、“如茵陈酒，厚而不腻”的弯弯河折的影子？

朱自清《荷塘月色》的景致，在我慕名清华的游览中，也变得面目全非。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上了文学家们的“当”？或许这一切都只是“梦里水乡”？朱自清说，“这时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一种黯然神伤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是不是和那个幻境中的江南有关？

白居易在《忆江南》中写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一个“忆”字暴露了描述者与描述对象之间的距离：从白居易的大唐开始，文人笔下的江南就只是在遥想中向人们招手，而一切优美的江南文字不过是对于前人想象的承接和延续。事实上，我们都没有见过那个作为美好寄托载体的“江南”，或者说那个“江南”只是存在于文字之中……

阅读和想象，是所有独坐书斋中知识分子在文字中飞翔的两翼。“室内生活”的概念，是吴晓东从德国文艺理论家本雅明“室内”、“内在世界”等概念中演绎出来的，“它既意味着知识者由惊心动魄的行动的方式向思维领域冥想的方式的转换，也意味着拒斥无孔不入的商业化大潮的裹挟而守候‘一份精神家园中简单而真纯的本质’”。（吴晓东《室内生活》）

吴晓东说，每天往返于家与学校两点之间，对于今天北京的认识只来源于电视等媒体的报道，北京存在于想象之中。对生活其间的北大，也有类似的体验。“有了记忆的维度，北大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成为一种双重性的生活，一部分的我自然生活在北大的现实中，而另一部分的我则生活在对北大的怀想中”（吴晓东《记忆的美学》）。

“读《记忆的神话》，不难感受到那个端坐在群书四合的书斋之中，终日跋涉于文字构筑的大千世界的书生形象。从安稳的现实生活到躁动的内心世界，便是从阅读到写作的距离，这与网络时代的赛博世界有着某种相似性——作为与真实世界对应的镜像世界，它既虚幻迷离，又形色俱全。”（郑勇《室内生活的心跳》）

吴晓东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地洞”与“方舟”》，再次表达了他对类“室内生活”状态的关注。卡夫卡写《地洞》时肯定把“地洞”拟想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吴晓东认为，“地洞”的生活方式“象征着一种与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的生活相对抗的一种内在生活方式，一种内心生活，一种生活在个人写作中的想象性的生活。”

23岁的普鲁斯特曾经在《欢乐与时日》中表达了生活在诺亚方舟上的愿望，因为这样可以“清楚地观察世界，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得了哮喘病之后，竟然真的过上了卡夫卡理想中的地窖般生活。“这种病对周围环境要求极高，最轻微的植物性的香气都会使他窒息，他的房间要衬上软木，隔开外面的声音；窗子总得关上，防的是窗外栗树的气味和烟味；毛衣也得先在火上烤得滚烫以后才能穿，所以他的毛衣一碰就成百衲衣一样的碎片；想出去到乡间看看童年时代的山楂树，也得坐在密闭的马车中而且是一件冒着风险的事情。”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普鲁斯特的创作必然是建立在回忆中的，于是有了著名的《追忆逝水年华》。文笔的细腻源于“室内生活”中对于往事的虚构、想象和追忆。

如果说国人对于江南的想象还是建立一种共同的文化积淀和审美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博尔赫斯在则在其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站在西方立场上把中国他者化”，完成对异邦中国的想象。那个花园在哪里呢？他说大概是在中国云南，要不反正总在某个地方吧……

博尔赫斯一生向往中国，1981年，他对中国学者黄志良说：“不去访问中国，我死不瞑目。长城我一定要去。我已经失明，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遗憾的是，直到1986年他逝世，这一夙愿也没能实现。今年，他的夫人玛丽亚·儿玉来到了中国，她对记者说：“在北京，我参观了中国的长城。虽然博尔赫斯未能亲自登上长城，但我能感觉到他奇迹般地悄然出现……他的心已来到了中国。”

但我想，也许还是没来的好。想象中一个神秘的世界往往会在真实的现实中失去最初的美好。博尔赫斯对于中华民族古老国度的冥想，只存在于对于汉碑、兵马俑、庄子的“幻想文学”和君王的权杖之类的虚构和想象中。博尔赫斯“误读”了中国，还好他没有真的来……

文学将任何一种想象都沾染了作者的感情，而不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无论对于对于江南水乡的印象、童年生活的趣味、遥远异邦的憧憬，都因叙述者或倾听者搀杂了自己的生命阅历和知识背景而显得虚幻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一直生活在想象中……

现实的沉重常常让我们不堪重负，想象尤其是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诗意和温情，让我们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能够保持一份纯真的回忆和热切的向往，哪怕这一切只是一个乌托邦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