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和张艺谋，类似于中国电影的两面。一个地下，一个地上；一个坚持于沉默的极少数，一个娱乐于平俗的大多数；一个到现在才能说“只要公映，就是胜利”，一个则早已“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一个老让人担心他找不到钱拍电影；一个则让人坚信他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了。

看到电影《英雄》中那个“悲壮”到滑稽的结尾时，我甚至笑起来了。觉得老谋子将主体思想和N讲教育溶于大片，够有创意。有这种巨大马屁做后盾，广电局哪有不批的道理。我甚至开始为老谋子找理由了：人家张艺谋是想先把钱儿赚够了，再拿赚的钱拍反映百姓疾苦的片子。人家不是不会拍贾樟柯那些电影，比如《活着》不是拍得挺好的，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但是老也等不到张艺谋拍《活着》那种电影，他开始拍杜兰朵，拍广告片，他也开始操作媒体炒作造势，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揣银子。不知道赚钱是不是真能把人赚晕了？

[...崔健《混子》：

多挣点钱儿多挣点钱儿
钱儿要是挣多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
可是哪有个够可是哪有个够
不知不觉挣钱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

其实按私心里说，我觉得张艺谋是真聪明，把钱儿赚到手最实在，有了钱儿干什么不成---钱儿是等价交换物啊。贾樟柯、崔健、罗大佑、南方周末、财经、网民网文等等，统统不过是“无能的力量”（崔健歌曲）。如果当年邓公不拍板上市场经济，中国这些人能再吵上一百年，期间“资本主义”的大棒子能再打死一千个知识分子。打个比喻（比喻啊），假设说贾樟柯的电影感动了一千人，你以为你能够武装多少人？你拿一把枪，想要把它放在某个人手里----你瞧着吧，我估计这一千人要能跑得还剩下三五个人，那算你魅力够大。一句“叶公好龙”形容足矣。主席早已经说过一句名言，我深为是，并且将它发扬光大：知识分子干事，别说十年，一百年都成不了！有本知识分子写的书名字取得好：毕竟是书生。

那是不是说贾樟柯、南方周末可以休矣，大家黯然等待下一个邓公呢？也不是如此，贾樟柯或者南方周末其实也有他们的作用，也就是心理治疗，或者说是心理安慰----让那些自以为喜欢龙，还没有见过龙的小资同志们，得以抒发心底的郁闷，进而产生一种仍活在人间的感觉。等到见了龙的真相，他们才晓得：龙居然是残酷到这种程度，于是就悔了，就跑了，就尿裤子了，就下跪了，就装孙子了，就把别人先推下去垫底了。

大家都在兜来绕去，说99句话，目的只为了暗示第100句话。兜来绕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就算说出那第100句话，也是一句大白话。为什么就是说不出那第100句话？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聪明人明白“拼了老命说出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大道理，才是真傻。”

贾樟柯的电影《世界》，南方周末，也不过是兜来绕去的那99句话而已，所以再兜来绕去100年，也只得99句话罢了。

以上说话有些意气用事，不过此贴也快完了，如下：

贾樟柯的电影《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寓言。电影的头尾两句话最让我记忆深刻。第一句话，是一个演员在后台走来走去叫着问：谁有创可贴？谁有创可贴？...，最后一句话是两个人煤气中毒被抬出来放在雪地上，电影结束。在漆黑里男人问：咱们是不是死了？女人答：没有，咱们才刚刚开始。

第一句按句读可以有几种理解，如：有什么可以治疗创伤，象创可贴一样速效地治疗我们？谁有创伤？有创伤的人群可以贴紧在一起；

最后一句就不用解释了，只是，觉得自己象要死了的人，大概很少。而女人的话，更象是一种苍白无奈的安慰和理想。

而这样的故事，发生在那个世界：如果你以为仿制的世界即是真实的世界---它们仿制得如此逼真，你会因满足而自得；然而，如果你感觉到仿制的世界即是你走不出去的全部世界，而你希望活在真实的世界，于是郁闷就产生了。

----在这样的时刻，你需要看看诸如《世界》这种电影，如上所述，它具有心理治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