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这一出，觉得挺逗的，细思之下又有点意思。写出来大家看看，乐呵乐呵也是好的。

龙应台到陕西访问了一趟，回到台湾后出了本书《百年思索》。里面有篇文章专门对“陕西的厕所为什么围墙矮”作了一番研究。可惜她椤是没研究出那个真正的道理---我估计您看贴看到这里，稍微想一下，就能道出为什么陕西的厕所围墙矮，但是龙应台女士旁证博引、拉拉扯扯，从“厕所文化”拉扯到“厕所社区”，并引证贾平凹的文献资料，并非常严肃吓人地用了“对公共厕所的研究”这个题目，最后弄出两千字来。结果呢，我把她的这个关于厕所的研究报告看了又看，终于认定，龙应台女士基本没研究出来“陕西的厕所为什么围墙矮”---简直晕死了。

这篇文章（《龙应台：对公共厕所的研究》）我附在后面，大家可以查阅。

其实关于“陕西的厕所为什么围墙矮”这个研究命题，一句话就回答了：为什么围墙矮？因为农民兄弟蹲在坑上还要看着自己的锄头和牛，免得被别人弄走了！

简单吧，就这么简单。我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罗嗦的必要。

有人可能会问：凭什么你这么肯定呢，你瞎猜的吧？我要瞎猜哪敢跟龙应台较这个真儿，不是自个儿找板砖砸嘛。我是碰巧看到一篇关于西安的散文中里刚好提到这一出，从而证实了我的猜测。

我最感到奇怪的是，龙应台为何不直接问一下当时位于那个陕西厕所半径区域内的农民兄弟，却宁愿自个儿去琢磨，结果还楞没琢磨出来。这是否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些毛病？比如：

知识分子喜欢绕来绕去。明明是个极简单的问题，让知识分子一弄就复杂得不得了。

知识分子臭清高，放不下面子。宁愿自个琢磨错了，也不肯屈驾请教一下低阶层的人。

本来还想说些对知识分子上纲上线的话，感觉字已经打得不少了，这个说起就请大家自个儿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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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龙应台：对公共厕所的研究》
 
---摘自《百年思索》，龙应台著，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6月出版。 

一脚踩进去，大吃一惊，马上想回头就走，但是偌大的黄土高原上，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厕所？于是犹豫不决地就站在那儿打量。

没门的厕所不是没见过，但是眼前这个结构嘛，非但没门，在坑与坑之间只有一堵矮墙，也就是说，蹲着的人一偏头就可以看过去一排人头，当然都属于别的正蹲着的人。若是不偏头直视前方，就得准备随时和那进进出出的人打个照面……当然是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穿着衣服你半裸着，人家从高处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鸡皮疙瘩。怎么办呢？

只好面对着墙壁，低下头来。至少在三面墙的环护之下，有被掩蔽的错觉；而且也避免和别人四眼相对。我像一只缩头缩尾的病鸵鸟蹲在那儿，然后就听见有人走进来；是新加坡来的作家。她叫了一声“哎呀！”就停在那儿不动。过了一会儿，发现了我，遂也走了过来，默默地作了我的邻居。

在我们离开时，看见另外两个坑上也已有了人；两位来自河北的作家，正蹲着聊天。那两个人是把背对着墙壁，脸向外蹲着的。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两个海外人蹲错了方向！

“可是，为什么脸朝外呢？”我们边走边研究，那坑的结构极简单，没有什么非要人朝外的科学理由；那么，“难道我们的鸵鸟心理这儿的人没有吗？”恰好一个上海朋友走过来，我们问他，他露出听天方夜谭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那当然脸朝外啦！否则岂不是把光光的后面给别人看吗？”

新加坡人反驳得也快，“没道理呀！依照这个逻辑，那么脸朝外，岂不是把光光的前面给人看了吗？”出来游山玩水的作家们乱哄哄笑一阵，这个不怎么适合绅士淑女的笑话也就过去了。

但是对我这个喜欢对文化现象胡思乱想的人却没有过去；在笑话的里层一定有一个文化的合理解释，一定有的。

离开西安，回到我宁静的书房里，终于可以把一路上朋友的赠书好好读读了。首先就要看西安的作家怎么写西安。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写得深情款款，突然有几句话揪住了我的眼睛：“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一角独饮的老翁或巷头鸡皮鹤首的老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异人。清晨的菜市场上，你会见到手托着豆腐，三个两个地立在那里谈论着国内的新闻，去公共厕所蹲坑，你也会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的内容……”

有意思了！他把酒馆、巷头、菜市场与公共厕所并列起来，显然表示公共厕所是一个现代的所谓“公共空间”——和今天的酒吧、广场、演讲厅，从前的水井边、大庙口、澡室和菜楼一样，是市民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在西方，一般家家户户都有自用的卫生设备；马路边的公共厕所不为居民所设，使用者是真正内急的过路人。过路人互不相识，解完手继续上路，没有在厕所里说三道四的欲望和必要。厕所只有机械功能而不具社交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各人关起门来办各人的事儿最简单便捷，谁也不打扰谁。门，是必要的。

可是当公共厕所是相属某一个社区的设施时，它不可避免地就担负起交流的任务。都是街坊邻居，在厕所里碰面能不聊几句吗？若是和暖的春天，人们可以在村子里头大树下边抽烟边谈话；若是萤火虫猖狂的夏夜，人们可以抱着自己的凳子到庙前广场上边赶蚊子边论天下。到了寒气侵人的冬日里，反正不能下地，难道公共厕所不是个颇为温暖的去处？至少那儿遮风挡雨，那儿弥漫着人的气味，那儿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儿的人在排完胸中块垒之后通常神清气爽，无所郁结，容易挺直了背脊畅所欲言。再说，厕所里一目了然，不会有密探埋伏，竟也是个说话有豁免权的自由天地。

老农蹲在大树底下聊天时，肯定个个把背对着树干，脸朝外。脸朝外，才好左顾右盼，呼朋引友。在这种地方若有一个家伙脸朝着树干，把背给别人看，显然是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厕所既然和大树一样是个互通气息、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哎，我当然蹲错了方向！

而既然是公共空间，有门不如没门吧？我们能否想象将咖啡馆的座位一一间隔起来用门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龙性质的咖啡馆了。我们能否想象将一个城市的大广场切成小块用一扇又一扇的门关闭？当然能的；从前的君主们为了不让市民聚集论政，曾经在广场上建筑起七七八八的设施，用以抵消广场的公共空间作用。但是市民“街谈巷议”的欲望是堵不住的；人们遂流向公园，流向老庙，流向……公共厕所。伦敦有海德公园，台北有龙山老寺。而“文革”期间，多少人在交代不出来的时候脱口而出，“是厕所里听来的”？如果是个有高墙厚门、谁也听不见谁望不见谁的厕所，贾平凹又怎可能在蹲厕时“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内容”？

而且，我也绝不会听到这么精辟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礼多话，上公共厕所时，一个说，“真巧啊，您老也上厕所呀！天这么冷，幸好这厕所离得近。您先请先请……”那另一个就说，“您也来啦！身体好吗？老爷好吗？大嫂几时……”临走时，两个人还得再来一回合：“您老尿完啦？好啦？您……”而内向寡言的陕西人据说是这样对话的：

“尿？”

“尿！”

“完啦？”

“完啦！”

因为没有防堵的门，所以市民对国事的看法得以交换而集思广益，人们对乡里的情感得以交流而同舟共济，个人更因为胸腹中无所郁结而得以充分发泄个性才情。作为一个责任重大的公共空间，公共厕所之有门无门朝里朝外，差别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