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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历老师的说法，咱IT界成功商人天然都是新京商的基础成分。
浙江有浙商，山西有晋商，安徽有徽商，上海有沪商，现在，在鼎鼎大名的历以宁“历股份”的力推之下，京派商人也开始以群体的形象出现了，名曰：新京商。
中国人自古就有以地域为商人们划分群体的习惯，比如徽商，比如晋商，可他们的区别却又不仅仅是在籍贯地域方面，晋商出自山西，但民国以前的人们想起晋商来却绝不仅仅是山西这个地方，更多的还是潜附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特点：勤奋、诚信、节俭、善于理财等，徽商亦是如此。说简单些，晋商也好，徽商也好，其实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各地商人多年苦心经营的珍贵品牌，“晋商”、“徽商”这些金字招牌为他们带来荣誉感、带来客户、维系业缘，同时，在这些字头的激励下，他们恪守信条、自制自励，形成良性循环，以至这些“晋商”、“徽商”们家业日大，繁荣几达数百年，至今余威犹存。
话又回到新京商，按上述因素分析，在北京，我们会发现，除了存在这么一些有共同特征的企业家之外，实际上并不能找到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京商群体。被历教授描述的那些人，他们的成功可能确实具备共同的特征（比如靠高科技创业）、每个人都着共同的特点（比如都有知识背景），但他们仅仅是被归类而已，与传统的中国地域商人相比，他们尚不构成群体品牌，也没有维系这个群体品牌的自发愿望。
在提出新京商概念之时，历教授讲了几个特征，比如，京商应该跟北京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这些企业家应该更有开放性，来到北京兴办企业的人就自动成为京商的一分子；作为京商，应该更好地把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企业家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这些，与其说是新京商的特点，不如说是我们对设想中的新京商的期望，这些人，与其说是新京商，不如说是新京商的萌芽。
可萌芽也有萌芽的价值。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商业社会已逐渐成形，但仅仅是规模渐成气候，而底蕴仍显不足。那些随着旧中国的衰弱而消亡的徽商、晋商们，其群体，尚未见重生，其精神，仍难觅踪迹，于是，当现代商业社会暴露出诸多不足－－诚信缺失、奸商屡现、贪婪CEO常出－－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中国传统商人们所具备的那些优点以及维系这些优点的体系充满期望，新京商的萌芽正应此运而生，如果，这些萌芽在北京这片土壤里茁壮成长成大树，成为一个壮大的新京商群体、一个充满价值的可传承循环的新京商精神，这不但是北京之福，说不定对全球的商业社会都是个贡献！
新北京期待新京商，期待新京商成为这个城市的新名片。与传统的“晋商”、“徽商”比起来，除了精神不变，诞生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新京商应该更具创新性，对于新时代的北京商人来说，新京商应该集是荣誉，又是约束，更是一个好品牌。新京商的来源可以是高知海归的集合，也可以是京味汉子的扎堆；他们可以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也可以是外来的新北京人，其实这些都无所谓，只要他们的财富见得阳光，只要他们的优点可以凝成文化并传承，缺点可以相互抵消且摈弃，只要是涵盖他们的“新京商”这个词儿被里里外外叫起来的时候能引起正面的联想，能为这个城市争光，就足够了！
“在北京见到的浪费令我吃惊！”在上周末举行的第二场“十一五”规划市民建言会“北京如何建设成为一个节约型城市”上，来自韩国的留学生卞惠真说，在韩国的超市里用的塑料袋是需要付钱的，不少人因此而自备篮筐，在北京，有一次她看到服务员竟然给了顾客5个塑料袋，全部是免费的。
以经济杠杆促节约型城市建设，卞惠真同学的提议并不太新鲜，因为，早在卞惠真同学提出之前，包括北京市在内，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在尝试运用经济杠杆促进市民节约，比如，油价的涨落，峰谷电价、阶梯水价的推行，但卞同学关于对塑料袋收费的建议又与前述几者不同，从本质上讲，无论峰谷电价也好，还是油价涨落也好，都是在供需关系紧张情况下所不得不推行的、略带无奈的措施。以电价举例，它与其它能源一样，为生活所必须，需求弹性（可替代性）较差，即使推行峰谷电价，在电价最高的时段，必须用电者还是一定要用电，节约余地实际不大－－甚至还可能要以牺牲使用者短期利益为代价。对塑料袋收费则不同，对于中国人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塑料袋大浪费来说，其社会收益将表现为实实在在的正的节约。
有的市民可能会疑问：免费塑料袋变收费，是不是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这其实是多虑了，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塑料袋虽然在表面上是免费的，但在经营者那里，实际上已经在其售卖的商品上把成本找回来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免费的塑料袋并不真的免费；有的商家可能会问：如果我提供的免费塑料袋收费，而别家却免费，岂不是在竞争上就落后了？这个疑问有道理，但其实也是多虑了，因为，站在消费者角度，在比较商家的时候，与诸多更实质的服务差异相比，提供塑料袋与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试想，你会因为提供免费牙刷与否选择酒店吗?
免费产品的产生与增多，是时代、文明、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它确确实实增加了人民的福祉，但不能忽略的是，从免费塑料袋到免费餐巾纸到免费饭菜，我们还不能即做到免费，又做到“免浪费”。从经济学角度讲，免费的产品无论如何无法与交易的商品取得同样的社会效率，当我们资源丰盈、国家富裕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以牺牲一部分效益的代价推行无指向免费产品，但此时此刻，当建设节约型社会成为当前主旋律的时候，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免费的习惯呢？
由收费入免费易，由免费入收费难，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商家来说，改免费为收费虽然肯定会遭遇阵痛，但却不是绝不可行的。说到底，从免费到免浪费，消费者们需要改变的实质是个习惯问题－－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在韩国的超市里，塑料袋不就是付费的吗？在欧美的酒店里，不就没有免费的牙刷牙膏吗？以经济杠杆促节约型城市建设，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应该积极引导并出台相关法规或行业规定。目前，北京市民浪费在塑料袋、餐巾纸等免费产品上的金钱岂止以亿元计，我们相信，一旦市民都有意识地克服“不用白不用”心态，习惯于付费、习惯于节约，这些钱就能更多地花在“刀刃”上。
高中生李倩男对于什刹海地区的长期调查，在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学校素质教育的成功及新一代青少年独立意识的增强，但分析深层次原因，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值得惊喜的苗头：李倩男及她所代表的一代青少年的社区意识正在逐渐加强。
社区意识即居民对所在社区各项事务的参与意识，对自己所属社区所应有的认同感、归属感。追及历史，新中国建立之后的30多年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我国实行的是一套广义的“地区管理”，国家行政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这体现在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支配地位又总是通过人们的工作单位来实现的。由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单位人”现象。“单位人”对于自己所属的单位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与安全感。与之相反的是，对于自己的居住地则始终无法形成社区归属感和社区意识。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单位人已不是社会构成主体，居民社区生活却刚刚开始。囿于传统意识，社区居民对社区各项事务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对于社区建设、社区事务，人们表现得还普遍冷漠，这个时候，李倩男的所作所为可谓走在了成人们的前面。
什刹海就是我的家，所以我要关心它。李倩男对什刹海酒吧进行的长期调查与关注，从本质上讲，体现了这一代青少年比之于前代人的进步之处。李倩男的社区意识，说直白了，就是对于身边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自主意识以及主人翁精神，说大了，就是民主意识，公民意识，这些，都是在很多当代成年人身上难以找到，或者已经丧失掉的优秀品质。李倩男们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使我们意识到，除了上网、玩游戏、无厘头等受争议的特点之外，这一代人所生的年代、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都与我们大大不同，他们比我们优秀，他们早晚会超过我们并且接管我们的一切。正如历史学家臧嵘所评价：“他们这一代所受到的教育是最健全的，他们具备一定的参政能力，开放和宽松的民主环境，加上自由的言论环境，都让新一代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如果21世纪中华民族要崛起于世界之巅的话，参与国家竞争的主力必定是李倩男及其同代人。从这个层面讲，作为成年人，应该对李倩男的社区意识、社会参与意识大加鼓励，积极引导，听取他们的声音，研究他们的建议，使他们不但懂得维护自身利益、社区利益，更懂得通过积极方法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李倩男一例中，如果什刹海地区的相关管理机关、地区政协等机构能够积极主动地对之支持帮助，与之交流互动，或许能获得不菲的成果。
紧张进行了3个多月的公交地名规范调整工作，在重新确定了1660个站名之后，又遇到了难题：北京市公交站名中的35个坟字，到底改还是不改？调查中，有些市民建议保留这些具有北京历史文化特色的站名，但是也有些市民建议取消这些“坟”字，认为它是不美的站名。公交公司拿不定主意，决定把它和其它8大难点一起再次向社会公布，征询市民意见。
市公交公司尊重民意，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仅仅因为一个站名里的坟字即考虑弃而不用，求助民众，我们觉得，这已经偏离了公交公司当初修改站名的初衷－－－最初，公交公司调整站名的初衷是因为原车站名称多有标识混乱，南辕北辙者，将之调整是为了方便市民，但对于“坟”字的探讨，则已经脱离了这一目的，有讨好，炒作之嫌。
为了方便群众起见，公交站名是基于地名而起，如果地名中有“坟”字－－且不说它雅是不雅－－单单改了车站名又有何用，乘客该到公主坟的不还是到公主坟？地名不改而车站名改，反而更容易造成群众的识别困难，为群众制造了新的麻烦。此次公交站名调整，之所有这么大的工作量，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初站名设置的时候比较随意，吃一堑，长一智，这次更改站名，更应谨慎小心。
公交站名的更改与地名的更改性质有所不同，前者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甚至有专门的法规（《地名管理条例》）加以规范、管理，但是，两者又有大量共通之处，公交站名是建立在地名基础之上，长期使用的公交站名又有助于地名的保持与传播，有的公交站名甚至可能会取代原地名成为合法的行政地名。在有关于“坟”字的站名争议中，公交公司应该注意到，建国数十年以来，北京市民政部门并未因为“坟”字“不美”而更改任何相关地名，人家肯定是有道理的。地名或站名的更改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事，相关部门尤其应该秉持慎重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对待，北京的地名不是没有因为“不美”的原因而更改的：在解放初期就有这种先例，比如，当时北京居民对一些确实不雅的地名提出更改的意见，如珠市口煤市街王寡妇胡同改为王广福胡同等。
地名，代表一个具体地方，蕴涵着一段或长或短的历史，记述着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故事，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公交车站名亦是如此。比如带有“坟”字的最著名的公主坟，背后就隐藏着美丽的民间传说，当年女作家琼瑶路经改地，甚至诱发灵感，拍成风靡华人圈的电视剧《还珠格格》，我们相信，多数路经公主坟站的乘客不会因为公主坟联想到任何不美好的事物。数不清的群众是因为公主坟这一站才知道、记住公主坟一地，公交公司以公主坟作站名实际上是起到了传承历史文化的作用，今天怎能不继反废呢？
反观此次公交集团公布的求助于市民的9大难点，其实大部分是由于公交集团搞不清楚一些车站所在的具体位置名称以至难以命名，要解决这些问题，怎能依赖于我等平常小民，难道群众的七嘴八舌能解决问题？其责在当地管理地名规划的民政部门方面。毕竟，公交站名是建立在地名的基础上，而地名的认定自有专门机构。在这次公交地名规范调整工作中，我们建议，市公交公司在广泛征询民意的基础上，更应该充分征询当地地名管理机构及相关专家的意见，上传下达，彼此补充，以形成合力，对不合理、不清晰、不美雅的地名统一进行修正、考证、调整。如此一来，难题何愁不解（如果真的有难题的话）？
